文｜李磊
说起来，广东美术人与长征的缘分颇深。刘仑先生大概是新中国最早系统画长征的人之一。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，他跟着八一厂的摄制组，沿着红军当年走过的路走了整整半年。那时候的川西北高原，路还是当年的路，草甸子还是那片草甸子。他站在若尔盖的风里，看着天地苍茫，心里大概翻涌着许多说不清的情绪。回来以后，他画了《红军过草地》。那不是一张简单的历史插图——油彩堆叠出的泥泞感，让人仿佛能闻到沼泽地里的湿冷气息；远处地平线上那一抹微光，又让人相信队伍还在往前走。后来他又刻了一组木刻，《红军过雪山》《红军过栈道》《草原铁骑》，黑白分明，刀法凌厉，像是要把那些峥嵘岁月一刀一刀刻进木头里，也刻进人们的记忆里。
刘仑《红军过草地》
关山月先生画长征，走的却是另一条路。他不画具体的战斗场面，也不画人物的悲欢离合，他画山。他笔下的《英雄径》，与其说是一条路，不如说是一道劈开云雾的意志。那些嶙峋的山石、盘旋的险径、远处的雪峰，都在墨色的浓淡里变成了精神的图腾。黎雄才先生也是一样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他沿着长征的路线一路写生，画出了《井冈山双马石哨口》等一系列作品。那些山水不是装饰，是历史的见证者。他用岭南画派特有的氤氲笔墨，把革命圣地画成了可以呼吸的风景——山是有体温的，云是有记忆的。
关山月《英雄径》
雷坦先生画《飞夺泸定桥》的时候，也不过是个年轻人。为了这幅画，他在大渡河边住了好几个月，看水、看桥、看两岸的峭壁。等他终于动笔的时候，那些铁索大概已经长进了他的骨头里。画面上的火光、硝烟、战士们绷紧的身体，每一笔都在喊。这幅画后来得了全军美展一等奖，也进了课本。但我想，对于雷坦来说，最重要的或许不是奖项，而是在大渡河边的那几个月——一个画家用自己的方式，与一段历史完成了对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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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坦《飞夺泸定桥》
广东的长征题材创作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民间美术的参与。佛山剪纸在全国都是有地位的。张拔、谭伯潮、陈秋英这些剪纸艺人，用一把剪刀、一张红纸，就把“过雪山”“情深谊长”“陕北会师”这些故事剪活了。那些线条里有一种朴素的欢喜，这种举重若轻的态度，与岭南人骨子里的乐观豁达是一脉相承的。
这些年，广东画长征的人并没有断。吴泽浩、李劲堃、刘向明……一代又一代的画家接过前辈的笔，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画着。2024年，广州艺术博物院办了“万水千山只等闲”特展，关山月、黎雄才、廖冰兄、刘仑、雷坦、杨之光们的作品再次聚在一起。
我有时候想，为什么广东的画家这么执着于描绘长征？也许是因为，岭南这片土地本身就有着“敢为天下先”的基因。从康有为、梁启超到孙中山，从北伐到改革开放，广东人似乎天生就懂得什么叫“在路上”。长征所代表的，不就是一种永不停歇的前行吗？
如今，广东城市的高楼拔地而起，科技艺术的浪潮扑面而来。有人问，在这个连画画都可以交给人工智能的时代，我们还需要这些长征画作吗？答案是：需要！因为技术可以生成图像，却生成不了刘仑在若尔盖草原上感受到的那阵风；算法可以模仿风格，却模仿不了雷坦在大渡河边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。真正的艺术，从来都不是技巧的炫耀，而是生命的交付。
广东的长征题材美术，说到底，就是一群画家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了这段历史。他们用画笔、用刻刀、用泥土、用剪刀，把“万水千山”变成了看得见、摸得着、记得住的东西。这些东西不会过时，因为它们关乎的不是过去，而是我们如何看待过去、又如何走向未来。
九十年过去了，雪山还是那座雪山，草地还是那片草地。但因为有这些画，有这些雕塑，有这些剪纸，长征就不再只是一段历史，而成为一种可以触摸的温度。关山月笔下的山路还在延伸，佛山剪纸里的红军战士还在欢笑着——他们让我们记住了，什么是“万水千山只等闲”。
这大概就是艺术最朴素也最伟大的意义吧。
（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、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上海海派艺术馆馆长）连续亏损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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